如今，随着历史常识的普及和个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对“得民心者的天下”这句古话也产生了不同论调：
有的说，应该是“得天下者得民心”，老百姓并没有决定性力量、也没什么发言权，只不过是被动的随着跟着时代变迁的大趋势左右摇摆而已；
又有人说，史书所载的是帝王将相口中的民心，而帝王将相口中的民心指的是士大夫阶层和地方权贵豪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力量和可能动摇统治。
这些说法一时间把民心向背的作用贬得一文不值，同时也把百姓的力量形容的可有可无。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这可能还需要从历代最能代表“民心”的农民起义里分析。
一、起义皆源于当政者失民心，均败于起义者不知如何得民心
最早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迅速从只有九百多服役戍卒组成的装备简陋的小股武装，壮大为几万人组成的战车骑兵俱全的声势浩大的义军。
显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有多大的军事和组织才能，而是因为“天下苦秦久矣”。所以才会有一人揭竿、大家支持，顺便还燎原了天下。
可见当时所谓一统的秦制并不能带来长久真实的稳定，一时的平静靠的只是强力压制。一旦某个环节失控，立刻会引起全线崩塌。
当然也毋庸置疑，在支撑陈胜吴广的人中，肯定有已成地方豪强但一直心怀反意的原六国遗族。
否则，单凭一伙农民是无法获得战车骑兵这种装备的，更无法设立成建制的军队。
不过另一点也不用怀疑，起义军最初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贫苦的农民。他们敢冒着杀头的风险参加起义，多半都是为了一口吃的。
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秦制短短十几年就酿造出了大批的流民饥民，令他们不惜以死作最后的抗争。
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失败，导致秦王朝失去了地方豪强和底层百姓这两个阶层人的安居乐业之心。这才是起义爆发的基础和原动力。
换句话说，秦王朝的覆灭由头至尾都是秦制失当造成的。正如《阿房宫赋》里所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如果秦王朝政治措施得当，地方豪强就算有心也不会有机会和中央权力作对。
如果秦王朝经济政策得当，即使有人想作乱也不可能招募到足够的兵勇参与造反。
等到秦王朝回过神来，必须要想办法对付起义军时，唯一能拿的出手的就只剩下余威尚在的军事手段了。
而当一个原本掌握所有治理权限的王朝，发展到了不得不通过武力才能解决内部矛盾的地步，那说明距离其覆灭已经不远了。
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面对曾横扫六合的秦王朝正规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是，这还不是他们失败身死的直接原因。
他们的起义之所以未能善终，其原因是穷人乍富和小人得志后暴露出的劣根性，使他们彻底失去了地方豪强对他们的投资信心和底层民众对他们的依附供养。
不到一年就做大做强、称王称霸的陈胜，在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后，立即就忍不住骄奢淫逸了起来。
除了享乐，他还为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轻易开启了内斗、甚至自相残杀模式。
这就像一群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最初能齐心合力共度时艰。但在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之后，便开始动起了瓜分财产的心思。
史书对此描写往往一笔带过，且统统归咎于陈胜在政治上的得意忘形和吴广在军事上的刚愎自用。
可是从现实角度而言，必然是所有造反创业核心成员集体自暴自弃的行为，才会导致他们的天使投资人完全放弃了对其继续投资。
此外，摆在起义追随者前面的是强大的强悍的秦王朝正规军，后面是头领们画而不得的饼，稍有点头脑的人都得另做打算了。
因此，先有吴广死于内讧夺权，后有陈胜死于逃亡途中被车夫暗杀。看起来纯属偶然，实际上却是命中注定。
他们既不能给地方豪强投资以信心，又不能给百姓生活以安心，只有他们自己的私心，又怎么会不被所有人抛弃？
相比之下，在群雄并起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刘邦起义队伍，则有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刘邦的实力在最初可能是比较弱的，不但不能与楚国后裔项梁项羽的实力相提并论，就是和其他五国遗族比起来也不值一提。
但是刘邦集团的核心成员，不仅善于拉拢各地豪强，还特别懂得争取天下百姓的依附。
尤其是刘邦进关中实施约法三章，一下子解放了被严苛的秦律捆得死死的关中父老。
就连老秦人都被这一措施感动得热泪盈眶，何况其他地方的百姓。刘邦上位得到天下，就已经让天下人都幻想起他治国的景象了。
后来的楚汉相争，刘邦多次被项羽打败，但没过多久有能再次卷土重来。仿佛他有数不完的兵源、用不完的后勤、打不死的意志。
想来这一切皆源于刘邦当初种下的民心所向的因，得到的民力源源不断供养的果。
虽然后世多有文人墨客喜欢评项羽为英雄、视刘邦为无赖，但真要让他活在当时，一边是以与民休息政策治世的刘邦，一边是只知用武力征服、动辄屠城杀降的项羽，该选谁不言而喻。
归根结底，起先一定是由于当政者失民心、造成天下人心不安，才会引发群雄伺机而起、逐鹿天下。
然而就算造反者一时得胜，但只要把握不住民心所向、民生根本，那迟早还会江山易手、功败垂成。
后来几个影响巨大的张角、黄巢、朱元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可以说，民心向背一直贯穿在历史潮流之中，一直是决定一场斗争谁胜谁负的关键。
二、忽视民心向背者，亦是蔑视人心、轻视信念者
每当有权贵感觉民心无足轻重时，通常意味着两点：要么是该权贵有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迷之自信；要么是该王朝已到了自欺欺人、麻醉度日的末期。
中国历史上就有清末重臣张之洞和摄政王载沣最后的对话，证明了以上推断。
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张之洞出于对清王朝前景的忧心，提醒前来看望他的载沣，要注意安抚民心。
此时，正值大权在握的载沣，却趾高气昂的回了一句：“不怕，有兵在！”
张之洞听后无奈，只得默默不语。两年后辛亥炮响，清王朝从此不复存在。
其实，像满清摄政王这样视民心为无物、最终遭人唾弃的权贵，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罕见。
他们身上最大的共性，首先就是蔑视人心，尤其是不把底层民众当人看待。
出生高贵、历经几世的权贵们早已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无法对民生疾苦产生共情。
并且他们很容易把一般人对他们的恐惧和害怕，误会成对他们的恭敬和崇拜。
同时，他们也习惯了周围人对自己奴颜婢膝，理所当然的认为底下人的顺从是天经地义的。
殊不知，人们平时积累的害怕恐惧一旦超过极限，随时都能化为舍生忘死的抗争。
靠出卖尊严良知、讨好权贵而上位的奴才，内里必然掩藏着不为人知的扭曲灵魂和险恶用心，时刻也能致权贵于死地。
最重要的是，权贵们所倚重的士兵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民间的穷人家的子弟。
丧失民心、倒行逆施的权贵们，指望在危急关头指挥穷人家的孩子对付穷人，以保证自己的荣华富贵世袭罔替。这一幕，想想就显得十分荒唐。
可惜，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权贵们偏偏会对此情形深信不疑。这也充分说明，过度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令人丧心病狂。
只是等权贵们真正意识到的时候，通常已是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刻。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唯有惩罚而已。
权贵们的另一个共性，则是轻视信念的力量。在他们的观念里，所有人和事都可以用权和利来衡量。
一群没权没势、没钱没枪的穷人，即便心生不满，又能奈我何？一顿毒打、一批抓捕、一次枪决，还不把穷人吓得抱头鼠窜、跪地求饶？
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众志成城之下，一定会出现慷慨就义之人；民不畏死之日，就是大家同仇敌忾之时。
无畏生死的信念一旦形成，其力量不但非士兵枪炮所能敌，甚至于可以把军队自身也策反到对立阵营中。
从武王伐纣时的临阵倒戈，到国军败逃时的摧枯拉朽，几千年的兴亡更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民心向背带来的因果循环。
所以，在权贵们判断得出民心向背尚无关痛痒之时，千万不要自鸣得意。那只是世道尚存容错、纠错的空间和时间。
真到了考验民心向背的时候，只怕权贵们已经失去了转圜的余地，唯有等待历史的审判了！
最后，想借李梦唐的《咏史》警醒世人：
高阁垂裳调鼎时，可怜天下有微词。覆舟水是苍生泪，不到横流君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