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承灏
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京城陷入一种死寂，那是让人濒临死亡的幽寂。与子弹在身后追逐不同，与刀剑在暗处夺命不同，那是没有硝烟的杀伐，是无从躲藏的恐惧。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地上的人辛热燥烈，全身成千上万的毛孔都张大嘴巴，拼命地呼吸，每一张嘴巴，都流出有毒的黏稠汁液。
一夜之间，一种名唤“喉风”的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恶风似地刮遍京城的每个角落。因缺乏医学知识和有效药物，疫情如虎狼墮突，到处撕咬，不断有人死去，全城谈虎色变。在谭嗣同的记忆里，当时因此病死亡者众多，每日出城的棺柩往往使城门的交通为之堵绝。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所以史书不载。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波及面较大、后果严重的瘟疫。这场瘟疫对于谭嗣同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彼时的谭嗣同在浏阳会馆同两位兄长生活在一起。伯兄谭嗣贻大他13岁。在嗣同的记忆里，伯兄嗣贻不爱出门，即使出门也是独来独往，和两位弟弟在一起玩的时候不多。仲兄谭嗣襄比嗣同大9岁，是一个淘气顽劣的孩子，屋脊之上如履平地，旷野之上驰骋纵横。父母责骂鞭打，他却嬉笑以对。他虽然陶醉于自己的蛮荒世界，但读起书来聪明颖悟。谭嗣同最喜欢和仲兄呆在一起，嗣襄也经常带着弟弟策马奔腾，飞檐走壁，丛林探险，尽情享受着欢乐的童年时光。他们是兄弟，更是世上最亲密的玩伴，以及最好的倾听者。谭嗣同回忆说，五六岁时，谭家住在宣武门城南，那时他和仲兄均师从毕纯斋学习。北京的夏日炎热难耐，兄弟二人便在庭院里玩耍嬉戏，以打发枯燥的夏日时光。每次仲兄离去，形单影只的嗣同便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
待到八九岁时，谭嗣同和大哥嗣贻、二哥嗣襄读书于宣武城南。私塾位于城外僻静之所，紧挨着南下洼。南下洼原本是八旗校练场，地处现今的北京南站以北。如今这里成了交通要道，以老北京城论，那是在城外了。广袤数十里的荒野，坟墓累累，白骨纵横。地上散落着一些没有掩埋的灵柩，经过风吹雨打，棺木已日渐腐朽而露出窟窿。荒野里蔓草芊芊，白杨挺立，一片萧索凄寒的景象。每天晚上，谭嗣同在窗下读书，窗外夜风簌簌，拼命抽打着旷野里的林木，间杂着鸟兽的啼鸣，混合成令人恐惧的鬼哭狼嚎，年幼的谭嗣同不禁毛骨悚然。彼时，他便会跑到两个哥哥的身边，寻求抚慰。
每当清明时节，宣武门城南成了人们凭吊先人的地方。在谭嗣同幼小的心灵深处，那个平日里的幽静之所呈现出人世间另一幅凄然惨绝的画面：每当清明时节，哭声响彻旷野，纸灰漫天飞舞。孝子贤孙带着鸡酒饭食来此祭拜先人。但见板车上蒙着白布，纸钱挂满树枝。男人和女人身着白衣，头顶素冠，伏地哭祭。他们越哭越伤心，良久乃去。眼见得有少妇领着幼子，伏地哭不起，便知这人间又添了一座新坟。
年幼的谭嗣同，虽不解生死玄机，但长期置身于“少人而多鬼”的环境中，难免会让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郁沉重的底色。他自己也说，和两个兄长在良辰美景处玩耍乃人间喜乐事，但当他看见那些哭丧扫墓的景象又会心生悲凉。在谭嗣同的回忆里有这样一个片段：八岁的孩童，坐在荒冢毗邻，纸灰寥落的书院里读到“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曾突然哽咽不能成语———老师问他缘由，他却也不能自知。在后人看来，深不可解的忧愁，早就降临在多愁善感的小嗣同身上。他的思想超过了同龄人，变得深沉，变得敏感，这让他在很多方面与一般的孩子不同。
京城暴发瘟疫不久，已经嫁于唐家的大姐谭嗣淑也染上了“喉风”，病情很快恶化。唐家人害怕被传染，不敢近前照看。母亲徐夫人闻讯，爱女心切的她立刻带着大儿子谭嗣贻由通州进京照料。本来“喉风”是白喉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是由病者飞沫或直接接触而传染的，应该进行隔离治疗。可是徐夫人和长子谭嗣贻等却缺乏这种卫生知识，恐怖的瘟疫也没有放过这个善良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徐夫人与长子谭嗣贻也相继病倒。
五日之内，徐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相继离开人世。
一月二十九日，年仅22岁的二姐嗣淑病亡；
二月一日，48岁的母亲病故；
二月二日，年仅23岁的大哥嗣贻也病亡。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至亲之人的离去，而“五日三丧”，则让谭家陷入人生苦寒的绝望之境。对于尚未成年的谭嗣同来说，亲人的死亡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然而，灾难并不怜悯人事，紧接着12岁的谭嗣同也病倒了，气息奄奄，生死难料。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家里又出现了天花，弟弟嗣褧也撒手人寰。父亲谭继洵和全家其他人也都患病或身体不适，几乎人人自危。父亲谭继洵在写给兄长继升的信中用绝望的语气哀叹：“此时弟病，颇觉自恐，又传赞（嗣贻之子）、嗣嘉、嗣褧，均出麻疹；少奶奶、第二妾、嗣彭，体均不适，此刻诸事，无人料理……弟此时苦况，不可言！不可言！”
父亲谭继洵自觉活不下去。他忧虑的是，自己死后，这个家也就散了。徐夫人不在了，而两个小妾向来不和，将来恐怕难以共处。在此种心情驱使下，他甚至备好了一份遗嘱，将后事托于长兄谭继升。他将家产做了分割：田产银钱，作四股均分：传赞（嗣贻之子）一股，归少奶奶（嗣贻之妻黎氏）承管；嗣彭（即嗣襄）一股，伊自承管；嗣同……亦分一股，归大姨太（卢氏）承管。他甚至为两位年轻的姨太太想好了退路，愿守则守，愿嫁则嫁。不愿守节者，帮她寻好人家嫁了，不可索聘赀，其衣服首饰，均令其带往，每人再各给陪嫁礼金五百两。谭继洵也算是个情长之人，对两个小妾有着发自内心的牵念。
谭继洵还特意嘱咐为谭嗣同立从子，嗣同的病情极为凶险，恐怕难逃此劫。由于害怕传染，谭继洵带领全家在通州另赁屋而居。谭嗣同处于半隔离状态，只留下卢氏在坐粮厅衙署照看。据说卢氏生怕传染到自己，对病入膏肓的谭嗣同完全不闻不问。“喉风”肆虐之下，丈夫尚且不敢靠近发妻，卢氏作为庶母，不敢近前照顾染病的谭嗣同，也在情理之中。
谭嗣同独自躺在床上，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滴水不进，魂魄游走于死亡边缘。就在所有人断定他万无生存之希望，谁也没想到，这个12岁的少年竟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居然在那个苦寒无比的春天苏醒过来了。
当谭嗣同苏醒过来，面对母亲和兄长、姐姐的离世，他悲恸万分。睹物思人，让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不在的家，已算不得真正的家。家成了荒芜之所，成了没有温度的物理空间。彼时陪伴在谭嗣同身边的是他的老师、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他为谭嗣同熬药喂汤，使其身体慢慢康复。谭嗣同自一月下旬开始发病，直至四月中旬尚不能起床，可见病情之严重。关于这场灾难，谭继洵写道：“幸嗣同于万死之中，倖获一生。”他对嗣同的奇迹般的复活既感到高兴，也感到意外，因此给他起了一个表字，叫做“复生”。
对于死而复生的谭嗣同来说，真正的悲剧刚刚启幕。徐夫人过世后，父亲虽碍于旧礼教，没有将小妾卢氏扶为正室，但赋予其处理家务、照管嗣同兄弟的责任。卢氏实际上取代了徐夫人在家中的地位。待到谭嗣同从死亡的边缘苏醒过来，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家中已不复往日温情。朝夕之间，自己在这个世上失去三位至亲：母亲、大哥和二姐。母亲的位置已经由卢氏取而代之，自己的言行举动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下，看她的脸色行事。谭嗣同在自家的屋檐下失去了精神庇护，突如其来的伤害将伴随他的一生。
死亡之神在谭嗣同心灵投下的阴影，让年少的他体验到了命运残酷的一面。时隔六年，当他从京城回到浏阳老家，还悲痛难抑地写下“谁知骨肉半人鬼，惟与乱山终古青”的沉郁之句。
母亲徐夫人的早逝，将谭嗣同推向了早年人生的至暗时刻。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在童年时遭受的精神创伤就像命运烙下的胎记，一生都难以洗去。家庭生活的变故，痛彻骨髓。谭嗣同在自述中记录那段岁月：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他说，我心底的忧患啊，不知该向谁倾诉，它像烈火，不停地焚烧我的心。
谭嗣同年纪虽小，却是一个横逆不顺的孩子，悁悁之忿，常形于色，毫不修饰与遮掩。大多数人看来能够忍受之事，他都无法容忍，经常将心中的愤懑表露于外，包括对卢氏的不满。这种不满更多来自于母亲在世时，正室与妾室的家庭矛盾。谭嗣同与继母卢氏的关系也接续了这一矛盾，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
人性总是多面的，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蛰伏在人性中的恶力会异军突起。卢氏见无法压服嗣同，往往会哭着求助于谭继洵。在封建礼法的尺度之下，卢氏毕竟是继母，而谭嗣同的横逆不顺则有些不近情理。其结果必然导致“复生失欢于敬帅”，父子关系也迅速恶化。谭嗣洵当面训斥嗣同，嗣同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自己在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这一切，被他身边的老师欧阳中鹄看在眼里，但一个外人无力改变这一境况。他说：“谭嗣同困于家庭礼法，找不到生而为人的乐趣。”
谭嗣同的境遇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个案，而是封建制度下发生的一幕家庭悲剧，带有普遍性。谭继洵、卢氏和谭嗣同，都是悲剧世界里的悲剧人物。至于这场悲剧的细枝末节，已经被一层层的文字和情绪覆盖，难以见识真面目。
对于谭嗣同来说，家庭的温暖随着母亲的过世也随之散去。他剩下的少年时光，都将在这种令人痛苦的环境中度过。谭嗣同体验到了世俗生活的冷酷一面，也让他对家庭之间的情感生活产生凄苦的感受。这种感受，谭嗣同很少在他的作品中直接表现，但在他24岁时写的《三鸳鸯篇》中却有隐约的流露：
辘轳鸣，秋风晚，寒日荒荒下秋苑。辘轳鸣，井水寒，三更络绎啼井栏。鸳鸯憔悴不成双，两雌一雄鸣铿锵。哀鸣声何长，飞飞入银塘。银塘浅，翠带结。塘水枯，带不绝。愁魂夜啸缺月低，惊起城头乌磔磔。城头乌，朝朝饮水鸳鸯湖。曾见莲底鸳鸯日来往，忘却罗敷犹有夫。夫怒啄雄，雄去何栖，翩然归来，闭此幽闺。幽闺匿迹那可久，花里秦宫君知否？不如万古一丘，长偕三百首。幽闺人去灯光寂，照见罗帏泪痕湿。同穴居然愿不虚，岁岁春风土花碧。并蒂不必莲，连理不必木，痴骨千年同一束。
谭嗣同显然是在影射父亲和生母之间的情感生活的遗憾，因妾室的介入而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他多么希望这场婚姻的悲剧能够得到弥补，但不幸母亲含恨早逝。他的希望变成了幻想，幻想母亲能幸福地长眠于地下。
本该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最后却变成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噩梦。少年时留下的精神创伤，往往会对一个人的性格产生强烈的影响。如果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有一套可以破解的密码，那么打开它的那把钥匙，一定藏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某个抽屉里。中国旧时大家庭中，类似谭嗣同经历的少年极多，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性格往往偏执狭隘。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
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提及他的家庭：他从少年到壮年，“遍遭纲伦之厄”，尝够了纲常伦理带来的诸般痛苦，不是活人能够忍受的，好几次差点死去。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更加轻视自己的生命，认为人空有一副躯壳，除了利人之外根本不值得珍惜。很多时候我们认知世界，洞悉人性，往往都是从自身出发。幸好，他有远大的志向，愿意为之奋斗与牺牲。
家庭生活的巨大变故给谭嗣同带来的伤害是铭心刻骨的，也是无法弥补的，这无形中加重了他性格中的忧伤悲怆成分，使他具有与之年龄不相符合的强烈忧患之感。夜深人静之时，深沉的忧伤不时袭来，痛彻心扉。“夫忧伤之中人，有飘忽冲荡，缠沈盘蛰，挟山岳之势，挈烈风雷雨之暴，举血气心知所能胜似干事者，猝不能当其一击。”谭嗣同后来的诗文中出现的悲苦之音，大多与他这段不幸的经历有关。
这种低沉忧郁的意识也由此成为谭嗣同的生命底色。也难怪，正值青春大好时光的他会自认是一个“忧伤之中人”，对生命有一种他所谓的“苍然之感”。谭嗣同对生命的苍然之感，更多源于死亡在他不长的生命时段里投下的阴影，晦暗而浓烈，在心中难以消解。他自己也曾说：“嗣同尝喜为危苦恇惧之言。”他发出那些令人恐惧忧虑之言，是因为他经历过别人不曾有过的生命体验。
谭嗣同并没有在精神痛苦中做一个彻头彻尾的迷失者，生活的突然变故反而激起了他的抗争意识，并转化为性格中坚硬的部分。同时，他感受到来自旧礼教的束缚与捆绑，也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怀疑和反抗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