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虽然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但他并不认为“人”在“天”的面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相反，在他看来，清除了原来在“天”与“人”之间的种种神秘色彩后，“人”对于“天”的自觉能动性得以确立，他由此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这里的“天命”指的是自然规律，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天有常道”之“常道”，“天行有常”之“常”。所谓“天命”，也就是“常道”，也就是“常”。
荀子在一段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这段话的意思是，与其崇拜天，思慕天，不如像畜养万物那样将天驯服；与其顺从天，歌颂天，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使之为人类造福。“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这个意思。与其盼望天时，等待恩赐，不如适应季节而驾驭它；与其依靠万物的自然增加，不如发挥人的能力，促使它们化育；与其幻想役使万物，不如按照规律调理万物，而不使之浪费；与其究心于万物之所以发生，不如致力于万物之所以成长。 荀子强调，如果忽视人的作为，去仰慕“天道”，那就失去了自然万物可以为人所利用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荀子就是强调“制天命而用之”。这可以说，这是他的最核心的命题，也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
接下来，荀子又对“制天命而用之”何以能够实现的问题加以了说明。这就是“参”、“假物”与“群”。“制天命而用之”，它的根据何在呢？它何以能够实现呢？荀子对此进行了探讨，作出了说明。在“天”和“人”之间，他就提出了一个“参”的概念。他就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这就是说，“人”能够参与到天地之间。什么是“参”？“人”能够发挥自己的“辨物”“治人”这样的职能，在天地之间活动，在自然界上打上自己活动的印记。这样的一种“人”对自然界的能动的介入和改造，这就是“参”。换成今天的话说，这个“参”天地也就是“人化”自然。
在荀子看来，正是因为“人”能够“参”于天地，对自然界能够能动的介入和改造，所以人也就能够“制天命而用之”。所以在荀子这里，“制天命而用之”那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句大话，而是有它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据。这就是提出了“人”能“参”于天地之间，能能动地介入和改造自然，能够“人化”自然。这一点荀子看到了。 不仅如此，荀子又进一步地探讨人何以能“参”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假物”这样的思想。荀子就指出，这样的“参”，“参”于天地，它是一种能动的物质的活动。“人”是通过“假物”，所谓“假物”也就是制造工具，来和天地相“参”的。所以他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在这里，他就明确地提出了“假物”的思想。在荀子看来，“人”自身的生理条件是有限的，往往在自然界面前处于劣势。但是“人”能够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来同自然界交往，能动地介入和改造自然界。所以他强调，“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正是这样就使得人在自然界的面前，由劣势而转化为优势，能够“参”于天地，能够能动地介入和改造自然界。这是“假物”，强调“参”是一种能动的物质的活动。 除了“假物”之外，荀子又提出了“群”的思想。荀子进一步又指出，这种“参”是通过“人”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人”不是以个体的存在来与自然界交往，个体的人，在自然界面前往往是没有力量的。“人”是以“群”，也就是以社会的存在来与自然界交往，社会的人在自然界面前，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对于这一点，荀子明确地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的气力不如牛，“人”的行走不如马，但是“人”能够驾驭牛马，使用牛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在于“人能群”，“彼”，也就是牛马，也就是动物，“不能群”。在这里，荀子就明确地指出了“人”是以“群”的存在形式来利用，来控制自然界的。 所以“人”“参”于天地，是物质的活动，是社会的活动。
正是凭借“假物”，凭借“群”，“人”能够“参”于天地，能够主动地，能动地，介入和改造自然。所以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不仅仅是提出了一种人类的理想，而且他深刻地揭示了人何以能够“制天命而用之”，深刻地揭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