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百家姓》传世的中国，姓氏世代相传，而名字的选择却极为丰富，很多名字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也是为什么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在天津出生的刘宪法被起名“宪法”。
“这里面还真有个故事，”现任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刘宪法说。他的父母是军人，从北京转业到天津不久便生下了他。按照刘家族谱，他属“敬”字辈。
出生不到一周，还被父母称为“小宝”的刘宪法得了急性肺炎需住院治疗。在登记患者姓名时，他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回老家查询族谱给他取名，值班护士灵机一动，说全国人民都在热情学习刚颁布的宪法，要不就先叫“宪法”吧。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取代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从那时起，全国掀起学习宪法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
“我出院后，父母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给我查询族谱上的名字，上户口时还是用的‘刘宪法’。就这样，这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
刘宪法说，他的朋友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等人至今还会开玩笑说他们一直“在与‘宪法’交朋友”。虽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刘宪法却从没想过改名，因为它“记录了那个火热的年代”。
同样以“宪法”为名的冯宪法，却是按照字辈得名的。５２岁的他是南京《东方卫报》总编辑，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２日生于江苏徐州，据族谱属“宪”字辈。
冯宪法说，自己的父母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但父亲觉得儿子叫‘宪法’特别响亮，可见当时宪法在百姓当中的普及度和认可度很高。”
从１９５４年到２０１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已有６０年历史。从写在纸上、写在许多人的名字里，到写进法律实践中，中国的根本大法历经曲折后柳暗花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民学宪”之后，中国宪法和整个法律体系在文革中遭到破坏。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却保护不了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在内的公民，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也不能正常召开会议和行使职权。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７日通过的第二部宪法大量删减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文革色彩；１９７８年３月５日通过的第三部宪法虽然做了不少纠正，仍存在一些不适应客观实际情况的条文规定。
５９岁的刘宪权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１９７９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使他有机会考取当时的华东政法学院。他说，经历了文革前后的对比，同样因名字与宪法结缘的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２日，刘宪权在上海出生，是“权”字辈。在全民学习宪法的年代，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宪”也寄托了一定的期望。
“名字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我小时候就爱看法律方面的书，而文革中没有法律可言。上大学后，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不能离开以宪法为母法的法律体系。”他说。
在刘宪权上大学期间，中国宪法重回正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部宪法并沿用至今。这部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后，四个宪法修正案使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等内容入宪。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认为，“八二宪法”运行３２年来显示中国宪法的实施趋向平稳。“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可以看出，今后宪法的实施、适用会进一步加强。”
１１月１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将１２月４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认为，一个国家的宪法实施需要全体公民共同治理，“宪法日的设立为宪法精神、宪法意识的全面贯彻提供了有力抓手。”
事实上，中国百姓与宪法的故事从未停止，刘宪法在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中一直注重对比各部宪法关于人口迁徙方面的有关内容，而冯宪法在做记者时曾多年专门从事政法系统的调研工作。如今，在用户以８０后、９０后为主的社交媒体“人人网”上搜索，仍可找到１０００多个名叫“宪法”的人，与宪法的故事或将有续篇。